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7月30日讯“湖北人，尤其是鄂东的湖北人说起祖辈，都说是从江西来的；‘江西填湖广’确实是明清时期最大的移民运动，后来又有‘湖广填四川’的大迁徙。”

7月29日上午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国安教授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，作主题为“从‘江西填湖广’谈明清以来湖北的移民和家谱”的讲座。杨教授介绍明清以来的湖北移民史，分享自己二十多年来有关家谱、宗族的乡村调查感受，以及对明清以来湖北移民、家谱和祠堂文化的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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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国安教授在长江讲坛。

杨国安教授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、中国乡村史。他说，湖北是移民型社会，湖北人由自己向上追溯三代基本都能发现迁移的痕迹，这说明迁徙是一种常态。

在中国，除明清时期的“江西填湖广”“湖广填四川”迁徙运动，清末民初又有三次大的移民运动，即封建政策松弛、生产资源需求等因素驱使山东、华北地区人民“闯关东”，山西一带人民越过长城垦荒经商的“走西口”，以及广东、福建人到东南亚谋发展的“下南洋”。

如今，移民寻根问祖主要指向了以下几个地点：华北人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而来，长江中游即湖广地区的人们多认为他们的根在江西瓦屑坝（南昌筷子巷），珠江三角洲众多姓氏发祥于广东南雄珠玑巷，四川移民的祖先在麻城孝感乡。

安土重迁的中华儿女为何会频频移民？杨国安认为可以用“推拉理论”来解释：分为迁出地的推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，前者包括自然灾害、战争动乱、人口密度大、赋税重压等，后者包括土地资源丰富、人口稀少、环境优美、气候良好等。还有移民自身的考虑，家族或地方部分人迁移之后也会对未迁移居民产生影响。有强制迁移，例如朱元璋迁移江南富户到凤阳，朝廷为稳定边疆采取屯田制，将内地居民迁移到边疆地区。也有主动迁移，这种移民大多具有改善生存环境的投资性质。

杨国安说，据统计数据，明清时期“江西填湖广”，移民在湖北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本土居民，移民中江西人数量最多。移民的故事在俗语中就有体现，外省人对江西人称呼“老表”，可能与移民有关。他给出了两个理由：一方面，江西移民称自己的祖先为“老表”，移民湖北已久，湖北人也使用这个称呼；另一方面，江西道教盛行，随身携带表盘（罗盘），“老表”起初是外省人称呼江西风水师所用，久而久之就被用于称呼所有江西人。

“移民是一种家族延续的方式。”杨国安表示，移民活动在家谱文化中多有体现。修谱并非第一代人决定的，而是在家族发展中由族人对社会关系的需要引发而来，是一种倒叙家谱的共同活动。也是因为这样追忆过去的模式，产生了附会祖先、移民传说等故事。

杨国安谈及自己实地考察经验提出，鄂东南地区宗族势力强的原因之一，是其地处丘陵，聚族而居，形成了以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机构。其中包括以族规、族⻓、祠堂为核心的组织管理系统，以族田、义庄、义学为核心的救济保障系统，和以祭祀、族谱、家训为核心的礼仪教化系统。宗族聚居区的家庭多达上万，少可数百，聚居是为防御社会动乱。客家土楼、开平碉楼、阳新建筑物密集的村庄结构都为防御战争、匪患而建。

他说，一个完整的古村落应有祠堂、族谱和家族墓地，一般墓碑上记载着家族世系。湖北同时存在着墓祭和祠祭的传统，这种祭祀传统让湖北人没有忘记自己祖先是来自江西的移民。如今许多祠堂作为公共建筑保存下来，成了村落中的图书室、文化室、村支部、婚丧嫁娶设宴场地。“祠堂连接着祖先与今人，也连接着家族内外。这古朴的建筑不仅从古矗立至今，还在海外留下了身影，有唐人街的地方总有‘宗亲会’存在。不论是移民寻根，还是修纂家谱，或者整修祠堂，都体现着家国同构与家国情怀。”

（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邓牧原 谢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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